Folding Beij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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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1月下旬，我连着两个周末，从北四环到南五环，沿着对角线穿越几乎整个北京，去看望一只没了眼睛的流浪猫。那个月，正值“低端人口清理”，乘大兴线经过新发地桥一带，两周了都能看到推土机在拆楼。

时隔一年后回到上海生活，我在日记里写：

上海太优渥了，又远离政治中心，在那里，很难体会到“众生苦”，真实世界遥远极了，且毫无必要去理解。在一个如此先进发达的城市，根本不用去看外面是怎样。

南京以北的地区都是北方，杭州以南的地区都是南方，西边有西藏，中间那一大块，不必搞明白，都叫它中原吧。上海主城区以外的任何地方，全是乡下。

地铁挤，因为乡下人太多了。工作难找，因为乡下人太多了。别谈条件和能力，我土生土长的上海户口，就比你矜贵。

这是我想要逃开家乡的原因之一。太矛盾了，我爱她，又讨厌这种骨子里的优越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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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5日，北京首例奥密克戎病例的流调传遍网络，有人打趣说“北京终于有一份看着不那么苦逼的流调了”：博雅西园（房价十万一平）、SKP（北京顶级高奢商城）、金融街购物中心（西二环顶级商圈）、华彬生态滑雪场（京郊富人休闲区）。

1月19日，北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调亦传遍网络，有人称之为“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”：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里，其工作范围涉及东城、西城、朝阳、海淀、顺义等多区，辗转了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，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用几句话概括了他的生活：

爹瘫了，妈胳膊摔断了，大儿子失踪了。一个人养六口人，生活压力很大。在北京的这些天，他接到的工作通常是扛沙袋、扛水泥，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。他在凌晨出发，等做完工，天就亮了。

为了寻找失踪的大儿子，他来京打工。他说：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。我只是好好干活，我不偷不抢，靠自己的力气，靠自己的双手，挣点钱，挣了钱找孩子。就是为了生活，为了照顾这个家。我找孩子，到现在花了好几万。打工都是打零工，赚了钱就找孩子，没钱了就打工。我努力，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。我辛苦一点，就算把命搭到里面，也要把孩子找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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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8月，《北京折叠》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。

折叠城市分三层空间。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，五百万人口，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。空间休眠，大地翻转。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。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，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，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，从十点到清晨六点，然后回到第一空间。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，小心翼翼隔离，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，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。

老刀从小生活在第三空间。他是个垃圾工，做了二十八年垃圾工，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一直做下去。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。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。

《北京折叠》北京折叠在线阅读（中英对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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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两周，空闲时间我都在翻译和整理自己喜欢的书与文章。目前在翻译的是萨古鲁《Karma》一书里的部分篇章。

他提及贫穷：

有次，我参加一个贫困相关的国际会议。会上分享的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有不计其数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。此时，有名与会者忽然站起来说道：“这些苦难的背后，难道不也遵从了神圣意志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错，如果有人死于饥饿，那必然属于神圣意志。如果别人的孩子死于营养不良，那必定出于神圣计划的安排。但如果当下正在挨饿的是你，你怕是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吧？”

在“神圣”的名义下，我们身为人类，却做了多少毫无人性的事？

如果眼前有个孩子缺乏基本营养，那不是什么上天的旨意，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的社会，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有责任去为这个孩子提供食物。哪怕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，哪怕痛苦的遭遇并非因我们而起，可那仍然是我们肩上的责任。看见别人的苦难，我们的心里不能无动于衷。